利玛窦、艾儒略、庞迪我、汤若望刊布的《万国舆图》、《职方外纪》等图籍和带来的自鸣钟等西洋器物，以及西方数学、历法等近代西方的各种科学知识，明显领先于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，而《万物真原》等书籍又抨击儒学，具有天朝心态和自大心理的中国人恼羞成怒，产生严重的盲目排外情绪。
于是就发生了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的首次PK——邪正之争。
在这次邪正之争中，虽然没有中西方学者的面对面的PK，但留下了大量的论战文章，中方在极端的排外情绪主导下，主张全面消灭西方文化，于是对西方文化进行野蛮攻轩。
徐昌治收集的《圣朝破邪集》是为了“抹杀异类，有补于一时，有功于万世者，靡不急录以梓。”学理的辩驳微乎其微，基本逻辑是：只要是中国的就是正的，西方是外国的，因而是邪的，就要扣上邪的帽子并消灭它。
杨光先的集子叫《不得已》，虽说还有孟子“非好辩也，不得已而矣”的欲骂还羞的气味，可是到了他的《请诛邪教疏》就变成口无遮拦了，他说“窃惟一家有一家父子，一国有一国君臣。不父其父而父他人之父，是为贼子；不君其君而君他人之君，是为乱臣。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“虽大清兵强马壮不足虑一小丑。苟至变作，然后剿平，生灵已遭涂炭，莫若除于未死，更免劳师费财。”按杨光先的逻辑，汤若望跑到中国来就要论死罪。清初是一个很奇特的时代，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总共才十几人，竟然要发清兵来“剿平”，可见当时西方的近代化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刺激，使中方害怕危胁到三纲五常，才产生了极端排外心理。
于是黄贞在《辟天主教书》只是直抒胸臆：“呜呼！堂堂中国，鼓惑于夷邪，处处流毒，行且亿万世受殃。”许大受的《圣朝佐辟自叙》有过之而无不及：“夫堂堂中国，岂让四夷。祖宗养士，又非一日，如能为圣人，为天子吐气，即死奚辞。”谢宫花的《续正气歌》尽露愤怒之气和自大心理：“惟我中原兮人比凤凰，嗟彼西夷兮类聚犬羊。”“我今作歌兮续正气之方刚，愿言辟邪兮与日月争光。”
对于传教士带来的明显领先于中国的近代科学，中方一方面不信任，一方面受不了这种刺激，于是否定眼前所见到的一切西方的东西，以提高日渐失落的文化自信心。魏浚《利说荒唐惑世》：“所著《万国舆图》洸洋寞渺，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，足之所不能至，无可按验耳。真所谓画工画鬼魅也。”
杨光先讨厌一切有洋字的东西，引用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古训，认为“世方以其器之精巧而受之，吾正以其器之精巧而惧之也。”他指责汤若望新历法推算日食错误，可是自已接任钦天监监正后，“不知推步之数”，康熙七年推闰失实，差点送了性命。李卫的《天主教改为天后宫碑记》贬斥西洋的奇器淫巧，认为中国早已有之，“所精者仪器，而睿玑玉衡见之唐虞；所重者日表，而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；所厅者自鸣钟，铜壶滴漏，而汉时早有之矣；所骇人者机巧，而木牛流马诸葛武侯已行之，鬼工之奇，五代时亦已有之。
林启陆《诛夷论略》、张广恬《辟邪摘要略议》、许大受《圣朝佐辟》的攻击章法大同小异，都是以已偏见，先对西方文化定下罪名，然后痛斥一通。陈侯光的《辨学刍言》稍具理性，他分析了利玛窦的文章，“玛窦之言曰，近爱所亲禽兽亦能之，近爱本国庸人亦能之，独至仁君子能施远爱。”对此他评论道：“是谓忠臣孝子与禽兽庸人无殊也，谬一。”貌似有理，却违反了常识。“又曰，仁也者乃爱天主。则与孔子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旨异，谬二。”这就更是教条主义了，只要看到与已不同就斥之为谬论。可见在当时就连稍具理性的中国人，也被贬斥异已的急切心理和极端排外情绪所笼罩。
排外到了极端，就流入荒誕不经和造谣诬蔑了，黄廷师《驱夷直言》道：凡国内之死者，皆埋区礼院内，候五十年取其骨化火，加以妖术，制为油水，分五院收贮藏。有人入其院者，将油抹其额，人遂痴痴然顺之。”苏及寓《邪毒实据》道：教中默置淫药，以妇女入教为取信，以占乳按秘为皈依，以互相换淫为了姻缘。受此全面排外思想影响，产生了排外行动：万历年间驱逐教士，崇祯十年福建明令禁止传教，福建提刑司徐世荫奉旨将带头受洗入教的国人董一亮凌迟处死，康熙皇帝下令禁止传教。
明末清初中国的各种文化辟邪论，表现了中西文化的首次PK中国人的无理性、野蛮性和全面排外性，暴露了当时中国人的天朝心态和自大心理，这不但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，使中国错过了进入近代化的最佳时机，而且在以后的历次中西文化PK中被模仿采用，从而不断推迟中国的觉醒和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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