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德灾难

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开创了中国的哲学，三教九流无不受《道德经》的影响。《道德经》的思想有内向和外向的两面。兵家的《孙子兵法》、墨家和法家的法术势思想主要体现了《道德经》外向性的一面。儒家的《论语》中“道”字有89个、“德”字40个，《论语》是另一种形式的《道德经》，《史记》等书也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。现在所谓国学的核心是儒学，儒学的核心是经学，经学的核心是孔子之学，孔子之学的核心是仁义道德，儒家的仁义道德主要体现了《道德经》内向性的一面。历史上的原因，老子外向性的一面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，其中外王的经世学风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，道德之学发展到后期的宋学更是空谈心性，与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一起构成崇尚内在道德的中国文化。

相反，16、17世纪《道德经》传入西方以后，莱布尼兹，康德，黑格尔等人无不受之启迪，但他们主要从中吸收了外向性的科学思想，特别是辩证法思想的发展，一直波及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，尼采，托尔斯泰等人也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。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《道德经》的名句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 里根所代表的是美国共和党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，美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、有限政府、个人自主思想印证了《道德经》蕴含外向性的自由、民主的思想。

而中国自《道德经》、《论语》流布以来，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把仁义道德中的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提到五常的高度后，没有开发外在的自由，民主和科学理性，却与法家的严刑峻法相配合，结果使道德泛滥，变成一场场人间灾难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写道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又说：“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”仁义道德是帝王们拿来改朝换代的手段，也是帝王们愚弄民众的麻痹术，以巩固其独裁专制。“四书”和“五经”，做“八股”，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，统名之为“敲门砖”。孔夫子也只是被当作砖头用。文字狱、连座、灭门、科举、烈妇、节妇、立牌坊、裹小脚、一样样变态的玩意，哪样不是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？而历来盛世的帝王们，根本不把仁义道德当回事，汉朝的宫闱政变，唐代帝王的乱伦朝政，根本不受礼教约束，只有蒙在鼓里的老百姓，谨守着做奴隶的本份。只要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中国人，就懂得礼教吃人的道理，看了《阿Q正传》，就不会对我前面所写的《道德胜利法》感到奇怪。

儒释道渐渐合流后，大讲仁义道德，使中国人的科学理性和进取心越加退化，中国从而变成静止的社会。唐代宗在吐蕃军进攻时，还要请高僧念经来退兵，京城戒严，皇帝出仁王佛经两轝，付给资圣西明二佛寺，置百尺高座讲之，等到虏寇逼到京郊了才罢讲，结果伤亡惨重，吐蕃军队大掠京畿数万人口，烧掉炉舍而去，求佛不成，唐代宗差点丢了性命，可是到了十月又令高僧们在资圣寺大讲仁王经。宋钦宗的被俘与其求神拜佛不理朝政有关，宋朝的灭亡与宋儒们空谈心性，大讲仁义道德有直接的关系。明清时的儒家八股取士，文字狱，对不孝、忤逆、淫乱施行各种严厉的酷刑，直至投河等死刑，使中国人更加精神麻木，中国因此在近代全方位落后于西方。

其实，钱钟书在《写在人生边上》中就说:我常奇怪，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，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，天天发表文章，教训人类。“人这畜生”（That animal called man），居然未可一概抹杀，也竟有能够克己救人的。我更奇怪，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......圣如孔子，对于中年人的特征也不甚了解；所以《论语·季氏章》记人生三戒，只说少年好色，壮年好打架，老年好利，忘了说中年好教训......世界上的大罪恶，大残忍--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--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。没有道德的人犯罪，自己明白是罪；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，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。上帝要惩罚人类，有时来一个荒年，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，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，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，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，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。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。王阳明《传习录》卷三也说：“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，有我即傲，众恶之魁。”照此说来，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。

现在国学热如火如荼，国学大师热，读经热，孔子热，老子热......一个接一个，一部部经典被白话解读向大众传播，鼎兴道德文化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被提出来，道德就能使中华复兴吗？梁启超曾说：“中国学问，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‘妙手偶得’”，查看现在国学热的成绩，不过是对经典的注释、再注释，看不到一部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发现、发明，只不过使真真假假的道德家得利，而文化运动中没有《道德经》所蕴含的外在性的科学理性追求，没有货真价实的发明和创造，只会使卷入其中的一般人走向盲目、愚昧的、非理性的道德漩涡而难以自拨，甚至使历史的悲剧重现。

例如，文革的悲剧，分析产生的原因，邓小平在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》的著名讲话中指出：“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，甚至出现林彪、“四人邦”的破坏这种严重挫折，固然有主观的原因，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。”这也就是说文革产生的逻辑起点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，具体说就是封建思想中儒家的仁义道德和法家严刑峻法的影响，这是人治社会的特征。

文革的破四旧，是在没有法制的保障下非理性、疯狂地进行的，最愚昧、最荒唐、最野蛮、最残忍的封建思想披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袍，摇身一变装扮成最彻底、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，成为个人崇拜和派系斗争的大炮。就拿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来说，毛泽东在1973年8月有《诗七律·读〈封建论〉，呈郭老》云：劝君少骂秦始皇，焚坑事件要商量。祖龙魂死业犹在，孔学名高实秕糠。百代多行秦政治，十批不是好文章。熟读唐人封建论，莫从子厚返文王。

于是乎各地造反派拼命组织学习《封建论》，秦始皇的专制和焚书坑儒被美化成为历史进步的表现。大量批林批孔批判儒家的书籍、大字报，引用的却是反映法家专制思想的言论。儒家的仁义道德导致专制，法家直接鼓吹专制。把还未能从《道德经》充分发展、没有民主、法治观念的法家思想来进攻儒家，只能是野蛮刽子手的严刑峻法对付伪君子的仁义道德，是以封建道德为主的人治社会内部的斗争，并不是科学理性的现代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扬弃，因此文革中派系的文斗、武斗与封建专制社会吃人现象一脉相通，虽然美其名曰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，结果却造成惨绝人寰的十年动乱。封建思想不承认人的个性、平等、民主，只有个人崇拜，专制、独断专行，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，北大才女林昭反对个人迷信和集权专制，结果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，文革最高峰时类似的案例磬竹难书，数落起来现在所谓的国学大师们，有谁没有受到冲击和迫害过。没有亲身经历，是很难体会到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残酷摧残。

评国学大师没什么意义，国学的范畴虽说很广，但主要还是的以传统的儒释道为主的封建文化，说到底也就是儒家的道德，虽然其中有些精华，对于指导个人修身与促进和谐有作用，但是没有科学的指导，往往也难以应用和判断真伪。儒释道都有禁欲主义的特征，儒教更是导致专制。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对国学不管怎么研究，精神内核总跳不出禁欲和专制的五指山，个性民主科学的思想也只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灵光一闪。即使是“新国学”把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成果加入进来，除了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具有有世界声誉，高行健加入法国籍后，《灵山》也成了法国人的作品之外，再看看其他的国学大师，没有什么真正伟大的作品和发明，最多是些史学家，经学家、注释家罢了，称为大师只不过说明中国人善于自吹自擂之外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《道德经》和其他经典所蕴含的科学思想、辩证法、自由思想、独立个性、主体价值等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开发。

谈到研究经典，不能不提到国际汉学。外国人称中国学术为‘汉学’，称外国人中研究中国学术的人为‘汉学家”。前段时间，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，虽然言辞激烈，但他所举的理由也符合部分事实，更反映了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熟悉程度，可是，中国学者却无人能够炮轰德国文坛。

陈垣说，“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，不是说巴黎如何，就是日本如何，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。”巴黎汉学由四裔而沟通禹域，以坚守四裔为长技。例如，埃玛纽埃尔-爱德华·沙畹“深用逊抑，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” ，伯希和的研究范围更远及中亚。日本发扬“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，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” 的特长，一面选择欧美汉学鞭长莫及的所谓“满蒙”、“满鲜”，一面缘清学而深入腹心。中国本土汉学研究的相对劣势，使处于世界学术边缘的欧美汉学反而形成主导之势。

20世纪初以来的国学，继承了清朝朴学的传统，参照欧洲汉学新方法，虽然有不少发明，但是弊端也紧随而来。当今中国，因受西学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，可是新学者在经学方面根底不深，学养不厚，而传统的学者虽然知识渊博，但一方面受到中国学术中所蕴含的封建道德的束缚，寓于门户之见，不能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学问系统化、科学化，另一方面不懂翻译和科学素养的欠缺，正如同文学界的状况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：“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，但好的翻译太少了！”因此难以融入世界，往往深入宝山而空回，或者得之甚少。如果照中国目前国学热的态势发展下去，势必造成非理性、泛道德化的狂潮，即使依靠人多势众的优势，“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”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中心和国际学术的主流，非但不能给中国带来复兴，反而会造成道德的灾难。

赣江老马 2007/04/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