观法家讥儒之言，《商君书·画策》可谓入木三分，其文曰：仁者能仁于人,而不能使人仁；义者能爱于人，而不能使人爱。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。《去强篇》又曰：国有礼，有乐，有诗，有书，有善，有修，有孝，有弟，有廉，有辩。国有十者，上无使战，必削至亡。
夫崇法之称性极谈，《韩非子·说疑篇》当之无愧，其文曰：赵之先君敬侯，不修德行，而好纵欲，适身体之所安，耳目之所乐，冬日毕弋，夏浮淫为长夜，数日不废御觞，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，进退不肃、应对不恭者斩于前。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，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，然敬侯享国数十年，兵不顿于敌国，地不亏于四邻，内无君臣百官之乱，外无诸侯邻国之患，明于所以任臣也。
燕君子哙，地方数千里，持戟数十万，不安子女，不听钟石之声，内不堙污池台榭，外不毕弋田猎，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。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，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，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。然而子哙身死国亡，夺于子之，而天下笑之。
始皇甚善法家之言，于是乎焚诗书，坑术士，施民以严刑峻法，方能任心而行、得意至极。物极必反，陈胜吴广不堪严刑，振臂一呼，天下英雄群起而诛暴秦也！后世之圣君，以秦为鉴，用孔子礼乐仁义之术；汉高祖始予孔子以大牢之祭；武帝始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；至王莽始封孔子以侯爵;曹丕令鲁郡修起旧庙，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，又于其外，广为室屋以居学者，始有学宫。
唐太宗私幸端门，见进士缀行而出，喜曰：“天下英雄入吾彀（圈套）中矣。”洪迈亦入股之祖，其云：贡举令赋限三百六十字，令经义论策一道，有至三千言，赋三篇几六百言。寸晷之暇，惟务贪多，宜俾各遵体格，以反浑淳。清朝治中国，甚得八股之力，其文体有乌龟格、蛇行体、燕尾格诸名称，有犯上、犯下之禁，有截搭题之制，有以而字、之字、乎字、者字为题者以试民，孔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清帝可谓得其道矣。
圣君使民学仁义，奈何圣君不行仁义，或假行仁义、实售贪鄙，民何能仁义？民苦不堪命，抵抗顿起，圣君复以法治之，汉唐以下，儒法兼顾也。汉之刑法实过之周秦，《甫刑》曰：‘刑之属三千，大辟其属二百’，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，律令烦多，百有余万言，奇请它比，日以益滋，自明习者不知所由，欲以晓谕众庶，不亦难乎！于以罗元元之民，夭绝亡辜，岂不哀哉！《晋书·幕容超传》曰：“肉刑者，乃先王之经，不刊之典。”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曰：其所作大枷，凡有十号。一曰“定百脉”，二曰“喘不得”，三曰“突地吼”，四曰“著即承”，五曰“失魂胆”，六曰“实同反”，七曰“反是实”，八曰“死猪愁”，九曰“求即死”，十曰“求破家”。
孔子亦曾有“三盈三虚”，“诛少正卯”，“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”，毛谓孔子有法西斯气味，此可为孔子兼顾人治法治之据也。圣人既可开诛，后世有戮尸诛族之术则不足为奇。祸延至清末，惨酷大狱愈演愈烈、烹人心肝屡见不鲜，仁政弃之若蔽履！此亦为武昌起义爆发，各方闻风响应之因也。
独行严刑峻法之猛政，以致酷吏为患，失天下人心，必重蹈亡秦之覆辙。偏于人治，圣君若恣意妄为，必陷民于水火；虽有存天理、灭人欲之论以束圣君，奈何圣君勿听，圣君之法又如何治圣君之罪？严刑峻法，岂能平天下?
今日西方之民主法治社会，大去人治之病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真正得以实行，东方纷纷效仿。探西方法治之源，西哲毕达库斯道：人治不如法治。赫拉克利特曰：民当为法而斗，若为己之城垣而斗哉！梭伦变法之后，古希腊趋向法治。至启蒙时代，倡法治，拒人治，成全今日自由繁荣之西方。
法治利国安民，亦为执法者所利，美利坚国虽曰法治完备，却暗行强秦之严刑峻法，虐囚黑狱、种族岐视、寡廉鲜耻行私纵欲之徒横行于世，过赵敬侯远矣！为天下人所诟病。柏拉图云：制法与修法不止，以竭工商及它弊，无异夫斫九头蛇之脑。世贸大楼之倒塌，实为法治迟缓不灵之证，人治与法治之千古争论，孰优孰劣，尚无定论。人治也罢，法治也罢，总以不殃民为要，人治法治二者兼及、除弊创新之道，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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