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德胜利法之七：易中天

Moral Victory  7： Yi Zhong Tian

 

读圈中好友阎延文的文章，不是《“文人相轻”而是“文化打假”》。我知道她一直关心灾区，她说：“中国作家应拿起笔记录民族的疼痛与坚强。”最近她两次撰文炮轰余秋雨捐款门，我想这也是她心向灾区，拳拳赤子之心，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表现。
  
她的文章援引了易中天“我们要不要道德批评”的问题，易中天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三年前，我开始写“道德胜利法”系列文章，那并不是批评别人，主要是反省自己，有没有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别人进行道德批评。但，对表面现实的评论难以触及灵魂改变自我，就中断了道德胜利法的写作，埋头进行新实验小说的自动写作。阅读易中天、余秋雨、李辉、方舟子文章，感到各方评论远远超出余秋雨捐款事件本身，进入传统观念所谓的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：道德领域。现实的道德论战异乎寻常的激烈，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。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，是整体主义人治文化与个性主义法治文化的VS，是现代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PK，这燃起了我续写“道德胜利法”的兴趣。

在中国这个泛道德化社会，谁要是举起道德这面大旗，即使不能像水泊梁山那样聚起108将，也将吸引无数道德狂围观的眼球。道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关键词、核心词。用道德判断善恶，用道德代替法律，重整道德社会，一直是道德家的梦想。但是历史上不断的道德重整，制定道德新律，美好初衷带来的恶果无一例外是官场更加腐败，学术更加虚假，国运更加衰败。原因何在？在于道德的非理性，道德加剧人间不平等。

 

道德的非理性是因为它不能下定义。从荀子把道德二字连用开始，古往今来谁也无法对道德下一真实定义。如儒家道德的仁义礼智信，拿仁的定义来说，仁者，爱人，又要给爱下定义，结果总是循环定义。道德，从字面看，从首从心，本质上是人内在的一种感情，这样又要给感情下定义，循环下去，可见道德的非理性。

 

内在的道德看不见，能看见的是外在道德行为。一个人独处无所谓道德行为道德评判，只有在与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，涉及善恶判断时，才有道德评价可言。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恶标准，最后只能由统治者说了算。比如，明朝邹元标之类的道德狂，他只要抓住机会，就狠狠指责朝臣甚至帝王的道德过失，以博取清名，邹元标自不量力，反落得屡屡被逐。由统治者制定的道德标准，只能由统治者评判，统治者自身是不受道德约束的，讲道德就意味着失去公平，道德因此加剧了人间的不平等。

 

统治者又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奖善罚恶，把道德与物质利益挂钩，虚假道德行为就此大量产生。鲁迅早就在《狂人日记》说：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鲁迅评二十四孝图，古往今来那么多假孝子都是明证。道德的虚假性，就是它的吃人性，把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吃光，只剩道德的外壳。

 

道德的虚假性，还使它成为一把双刃剑，指责别人的道德时，都要伤到自己。美国50年代有个麦卡锡，他以爱国为名，到处挥舞道德大棒，施展捕风捉影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，指责对象从国防部长马歇尔到作家马克·吐温再到一般普通民众，成千上万的人被怀疑成间谍，结果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对，人们把他比作希特勒，最后在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中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，对麦卡锡进行谴责。

以上泛论了道德的非理性，再具体看看余秋雨捐款事件引发的道德辩论。易中天接二连三抛出《向李辉先生讨教“交规”——论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》，《我就是“别有用心”》，《莫把飙车当开车》一系列文章。易中天的道德文章，与延文情理并济的说理文章不同，易中天貌似公允，像讲法律似的，从质疑李辉对国学大师文怀沙打假的程序公不公正，到质疑余秋雨撒没撒谎，到确立道德四项基本原则。可是，道德不是法律。道德的非理性不平等性和虚假性，决定了谁大讲道德，谁就会受到公众反对，道德就像H1N1病毒，还是不碰为妙。

 

我在易中天博客对《向李辉先生讨教“交规”——论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》一文发表评论：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悖论在于：其一，伦理道德本来是个人修养的事情，是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一种美好感情，本质上是非理性的，把伦理道德勉强运用到国家，社会的大领域，就违背了道德的自发性，使虚假的道德行为大量产生。其二，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判断。道德行为可以判断，但难以判断道德本身；道德行为是否出于真心实意，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，外人无法以绝对的标准判断。其三，个人的道德完全修好了，也不能作出能够治国平天下的推理。过于提倡道德，只能使人注重非理性的内在道德，而使法制观念淡漠，甚至让非理性的，没有绝对标准的道德代替法律制度。只注重道德品质，道德风险，却没有注意到过分提倡道德的风险，把道德用于治国，平天下是不科学，非理性的，因此不应把道德提高到所有的领域。 
 
易中天的道德小车一条道跑到黑，他说：“余秋雨的问题不是捐没捐款，而是撒没撒谎。”很多人跟风赞成。如果要看中国人麻木到何种程度，在此就可见一斑。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围观名人怎样出丑，至于慈善机构捐款是否如数到达灾民手中，并不关心，也没有全民监督，人们只满足于监督名人有没有撒谎。我最近捐钱给一对从四川绵阳逃难出来的夫妻，他们抱小孩在街上乞讨，房子没了，丈夫的腿被砸断了，妻子也是残疾人，旁边就是赈灾福利彩票售卖点，人们乐衷于围观轰隆隆的喧天锣鼓，却对身边的灾民不理不睬。

同样，人们为什么只对余秋雨撒没撒谎感兴趣？而不关心灾民是不是真正获得捐助。不撒谎，这与儒家道德的“信”的意思接近。信，无欺也，但真实定义不能用否定式。或说，信，从人，从言，诚也。那又要对“诚”下定义，如此循环，可见信的非理性。人的话是不是诚信，只有内心知道，外人无从得知。但在中国泛道德社会，人们被灌输要讲真话的理念，撒谎就是违背道德，就会败亡，却不管实际是不是做了善事。大讲道德，指责别人撒谎，就能无形中抬高自己，留下清名，获得道德的胜利，这是道德家的谋利策略，也是在有意无意维护纲常捍卫传统。可是，讲真话就对吗？现在特工剧盛行，我党特工能到处讲真话吗？对于承受力差的病人，医生和家属能不撒谎吗？余秋雨捐款门的事实迟早会搞清，如果余秋雨诈捐，就涉嫌违法，法律自然有公断。如果余秋雨确实捐了二十万的书给灾区，指责余秋雨撒谎有什么意义？反而会适得其反。

 

再来看易中天的四项基本原则：“证据确凿，立场公正，保护隐私，尊重人格。 ”他说： “其中，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，是‘真的原则’；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，是‘善的原则’。”易中天说的真和善的原则，怎么和某某功差不多。

 

具体分析，第一，真的原则，包括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。证据必须经过多方查证才能成为事实，道德家的所谓确凿证据，却往往是道听途说，经不起推敲，以单边证据去进行道德批评，很容易造成侵害；自说自话的道德批评难以公正，只有民主监督的前提，才能最大化接近公正，这还不能说一定就是绝对的正义。

 

第二，善的原则，包括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。中国还没有隐私权保护法，宪法只是笼统的一句人格尊严不受侵犯，制定比法律还要苟刻的道德批评标准，无疑是不准别人批评或者把解释权评判权收归自己。方舟子的《易中天的“道德飙车”》一文，指出了易中天文章的逻辑错误， “在易中天看来，没有人有权力（似应为‘权利' ）在公共空间做道德批评，那么他还煞费苦心为我们建立道德批评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 ，莫非不是把我们当人看待？ ”

 

这就是易中天自相矛盾，我认为除了逻辑错误，易中天话中还有潜台词，他是“出品人” ，他才最有资格最有权利在公共空间做道德批评， “任何人”一词不包话他自己。易中天说，“真正的道德，一定是平等的。”其实，只要是讲道德，就会导致不平等，真正的道德，一定是不平等的。每个人道德标准不同，最后只能由少数人说了算。道德加剧人间不平等，只要搞道德批评，就会变成道德警察，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批评别人，抬高自己。泛道德国家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，建立道德极权体系，道德话语权评判权只属于统治者，公众的说三道四只能靠边站，这种泛道德国家表面是法治，实际上是人治。

 

真正的法治国家不同，法治国家以法立国，由民主法治来保障自由平等，来达成公平正义。一切在法庭上见分晓，就如杰克逊生前的官司，他获胜就无损名誉。最近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私生活丑闻不断升级，他没有马上因此辞职，民调反而不降反升，具有法治素养的公众看重的是贝氏的持政能力，而不是他的私德。中国依然是泛道德化国家，什么时候道德批评的战车退出主要车道，道德这玩意回到博物馆，道德不再取代或胜过法律，中国才真正进入法治化轨道。

 

赣江老马 2009-06-29